随着当前债务重组进程的深入,敏锐的市场观察家或许已留意到,城投平台整合正悄然在各地铺开,成为化债行动的另一重要篇章。其根本动因,无外乎“规模效益”与“融资便利”两大诉求。这背后的逻辑,与众多金融与债务重组案例不谋而合——欲求强大,必先壮大。近年来,从地方银行机构的合并到大型金融机构的联姻,皆是此道践行者。
城投平台的整合之路,更是承载着提升评级、降低融资成本、优化管理架构的厚望。面对“35号文”及“3899名单”的约束,传统融资平台面临发债瓶颈,资金缺口依旧显著。于是,地方政府纷纷祭出平台整合、创新设立、战略重组等策略,旨在绕开限制,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这一系列举措,预示着城投领域即将迎来深刻变革。未来,融资平台的数量将大幅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定位明确、功能强化的新型平台。一些平台或将彻底转型为地方国企,承担起非融资性、更具战略意义的角色。例如,某省份已规划至2028年底将融资平台数量减半,通过注销、合并及市场化转型等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严格控制债务规模,确保转型之路稳健前行。在城投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从横向比较,12个重点省份与非重点省份之间的平台差异日益明显;纵向来看,省内平台之间亦在经历显著的分化。名单内外、融资平台与非融资平台之间的界限愈发清晰,预示着城投行业正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多家城投公司宣布退出融资平台行列,但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变革浪潮尚未全面席卷。真正的转折点在于以地级市和区县为主体的地方平台与国企之间的深度融合与整合,这将为城投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本轮整合不仅是对现有格局的重塑,更是对未来城投债投资逻辑的全新定义。然而,当前市场对此的认知尚显不足,多数机构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轮整合的深远意义。回顾历史,无论是重庆的“八大投”模式,还是上饶的统一整合模式,都曾引领城投行业的整合风潮。而本轮整合,则展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首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本轮整合的重要原则。这意味着,城投平台若想降低融资成本、赢得投资者青睐,必须先通过合并做大做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并成为提升实力的主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整合中,城投转型并未成为主流方向,这可能与过往转型尝试的成效不佳有关。其次,“另起炉灶”成为本轮整合的另一大亮点。不同于传统整合模式中以现有主平台为核心进行扩张,本轮整合更倾向于通过新设平台来整合现有资源。这一变化或许是为了规避“3899名单”等监管限制,同时也是对“35号文”中不同平台类型差异的应对策略。整合之后,城投平台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朗化。小而散的局面被打破,平台被重新划分为“城投”和“产投”两大类型。传统城投业务平台被统一归入城投类别,而具备产业属性和产业能力的平台则划归产投类别。平台数量的减少和类型的明确,为城投行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一边倒”现象值得关注。在短期内,城投平台更倾向于回归传统“准财政”定位,依托财政支持获得安全性背书。通过完成市场化再融资以解燃眉之急,至于长远转型则视时代变迁而定。这一策略实际上是在当前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务实选择。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呈现出一种相对散乱的状态,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不同城投平台往往隶属于各自为政的部门,如财政局、国资委、交通局等,这种分割导致了平台间的独立运作和缺乏协同。此外,为了规避监管限制,地方政府还倾向于新设小平台进行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平台数量的膨胀。在这种背景下,城投研究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识别地方的主平台。主平台通常能获得政府最大的支持,成为融资的主力军。然而,多平台并行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融资,但也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和增大的债务风险。网红地区融资成本高企,正是平台过多、债务沉重的直接后果。为了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平台实力,合并现有平台成为了必然选择。外部评级机构在评估城投平台时,地方财政经济实力和平台资产规模是两大核心指标。鉴于地方政府资源的有限性,合并无疑是实现平台做大做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合并,平台数量大幅减少,集中资源于少数主平台,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还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然而,城投的未来发展方向依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随着大规模基建的完成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传统业务模式已难以支撑城投平台的持续发展。虽然各地曾尝试不同的转型路径,如股权投资、上市公司控股等,但在当前资本市场环境下,这些转型尝试并未取得显著成功。事实上,本次化债之所以能够成功,并非因为城投平台实现了彻底的转型,而是因为它们回归了原有的定位——与财政紧密相连的融资主体。债券投资者之所以愿意为城投平台的收益率下行买单,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城投与财政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这也揭示了城投平台面临的困境:传统业务空间有限,转型之路艰难。成为一家完全市场化的国企并非易事,市场接受度和认可度都是巨大的挑战。因此,城投平台在寻求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平衡好传统业务与转型探索之间的关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