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题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
不过，编者今天注意到这一期杂志上的一个微妙细节是：
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的署名文章之后，有一篇主标题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的署名文章，紧随其后的才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兼部长唐仁健的署名文章；这个文章的作者是张晓朴，而公开资料显示，他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局长。
《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一文的副标题是"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与启示"。文章梳理总结了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的突出特点，并认为这其中所形成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对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编者看来，该文所总结的一些方法论具有更为普遍的参考价值，而不仅仅是抓经济工作的才参考，更值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参考借鉴！
因为文章论及，在把握和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方面，少数干部在认识和执行层面跟不上，突出问题表现在：一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识理解不全面、不准确、不辩证；二是不能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落实中央政策；三是存在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四是针对新问题缺乏新办法；五是缺乏担当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其实，这些问题，是十分具有普遍性的。
该文也提及：
——层层加码是僵化理解中央政策的突出表现，是不负责任和懒政的体现，必然损害企业、基层、人民群众利益，危害中央政策权威
——要增强换位思考的能力，不能认为下一个行政命令，各市场主体就必然照做
——讲政治，不应异化为口头上“说政治”，关键是要通过“狠抓落实”践行“讲政治”
……
该文也谈到了当前社会各界极其关注的"平台经济垄断"问题：
对于平台经济垄断等新的问题，要以解剖麻雀的精神认真研究，既认识到平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发展的有利一面，又认识到其数据垄断、不正当竞争的不利一面，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政策制度，引导平台向善、科技向善。
总之，鉴于该文的现实参考价值，强烈建议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仔细阅读、细细品味其中的方法论!!!
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
的经济工作实践与启示
张晓朴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针对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党中央已就“十四五”期间乃至到203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落实落地落细。当前制约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怎么干”上存在不懂、不会、不敢、不愿等问题。1982年—2002年，习近平同志曾负责过县、市（地区）、省等不同层级的工作，工作履历跨越正定、厦门、宁德、福州和福建全省，抓经济工作是他这期间的一项中心工作，体现了他鲜明的领导风格，留下许多言近意远的“金句”，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宝贵案例。
一、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的突出特点
（一）在认识上，坚持大局观，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辩证地看待经济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工作时始终坚持放眼全国，以谋全局的态度来谋一域，体现了大视野大格局。一是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坚决服从全局利益。1988年，针对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中央进行治理整顿，宁德经济因此受到影响。习近平同志在部署工作时讲：“闽东这个全局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当前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如果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还是应该乐于承担的。”二是对于任何具体的工作都放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通盘考虑。习近平同志严格按中央要求办事，局部可行但全局不行的事，坚决不办。1992年，针对当时沿海开放地区流行的“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论调，他要求干部站在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反复强调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在制定厦门发展规划时，他明确提出搞经济特区不能照搬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模式，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习近平同志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他深刻理解并较好把握了如下几大规律。一是市场体系培育和发展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早期阶段，习近平同志对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复杂性具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例如，他强调，“农村市场化不是那种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去进行生产经营就行了的虚化东西，它包括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市场法规、市场信息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下功夫培育。他强调信息是商品生产的耳目，早在正定工作期间就推动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搜集和发布机构。二是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狠抓企业管理，强调凡产品滞销、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该下马的要下马。在福州时，他强调，只有建立起劣势企业退出机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保护落后企业，就是压制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就是为先进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三是生产适应需求的供求规律。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引导广大企业树立按消费者需求组织生产的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真正做到按需定产。他强调，要“由市场决定价格，并以这种能够客观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和农民安排生产经营。四是超前把握生态发展规律。早在1984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福建工作期间，他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成立福建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开展了福建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编制了规划纲要。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环保会影响经济建设。做到这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的远见卓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熟稔辩证思维并自如运用到经济工作中。早在正定工作期间，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商品经济的六个关系”。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提出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强调闽东经济发展要走“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路子。在福州工作期间，他深刻阐述道：“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的，掌握转化的时间和趋势，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此外，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抓好各项工作。“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二）在实践上，创造性落实中央经济政策，结合本地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服务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工作期间的讲话和文章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没有言必称中央，但通篇都贯穿着中央精神，都实实在在地落实党中央部署。他在正定时，带领全县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开发两河滩，加快林果基地建设”，“构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积极探索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都是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措施。在宁德时，针对一些干部抱怨国家经济治理整顿使宁德经济发展“生不逢时”，他谈了自己的理解：“治理整顿不是改革要收、要停，而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是为了使经济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他要求，治理整顿期间绝不能上新项目，但项目论证的前期工作不能松，还要加强。在福州期间，他提出三步法：一是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二是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基层解疑释难；三是到先进地区取经学习，开阔视野。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针对正定毗邻石家庄的特点，习近平同志确定了正定县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他在宁德期间强调，“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他从闽东山海兼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福建期间，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省内沿海较发达县（市）、山区县（市）和个别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县差异化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开创了很多至今仍很先进的思想实践。一是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一家企业想引进外资，但需要政府和国企转让持有的股权，相关领导请示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说，“你们思想要解放，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要全力支持他”。二是不要对企业竭泽而渔，而要放水养鱼。在宁德时，财政收支紧张，一些干部有收过头税（费）的错误想法，习近平同志及时制止，强调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头活水，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的财政观，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三是紧要关头及时稳定企业家预期。本世纪初福建曾经查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案件查处以后，一些干部不敢跟企业家来往了。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第一时间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他说：“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大家总要来往嘛，总有事情要商量，你来我往，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有效稳定了全省的企业家信心和政商关系。199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宣扬“两国论”，在闽台商人心惶惶。他担任代省长后的第二天就去台资企业调研，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两国论”，同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一如既往依法维护台商正当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这一表态，稳定了在闽台商的情绪，在两岸的影响都很大。习近平同志当年的这些表态和行动，即便在今天也都是难能可贵的。（三）在方法和工具上，坚持调研先行、长远规划、狠抓落实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为他善于认识和把握规律创造了前提条件。一是根据经济工作的复杂程度不同而作不同范围的调研。对制定战略和长远规划等工作进行长时间、大面积调研。在制定福州的发展规划期间，他组织超过1000人分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习取经，并学习国外港口城市发展的经验。二是使用问卷调查。在福州工作期间，他曾部署在街道发放10000多份问卷，搜集了解各方面对福州未来发展的意见。三是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倾听国内外专家意见。在正定期间，他建立了包括华罗庚、于光远等知名专家在内的50多人组成的县顾问团。他支持设立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充分发挥其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决策咨询作用。他就福州依托海港和空港发展的定位问题，向日本三菱研究所专家咨询。他担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期间还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四是调研坚持问题导向。他强调“钻矛盾窝”了解实情，“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调研中经常询问企业在资金贷款、员工招聘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五是调研中善于让老百姓愿意讲真话。他喜欢和老百姓聊天，经常放下身段，走到群众中，以百姓心为心，老百姓在他跟前也是有啥说啥。六是不光注重“调查”，而且注重“研究”。2001年上半年，他去宁德和泉州调研，对两个地方经济发展取得的经验、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撰写并发表了《怎样做活特色经济这篇文章》。一是每到一地都制定规划。习近平同志早在正定工作时就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正定要发展，首先要研究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正定县的规划，经过充分研究、讨论、取舍，成熟以后，再通过人大的立法固定下来”。二是规划着眼长远。在厦门，他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福州，他主持制定“3820”工程总体规划（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最长涵盖了20年时间，远非国内一般城市5年规划可比。三是既有全面规划，也有专项规划。他牵头制定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福建省第一个生态领域的规划，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一批。四是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他强调，规划制定好以后，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在福州工作期间，他每年年初都就“3820”工程执行情况对县（区）工作予以指导。20年后，“3820”工程的全部指标均已实现，福州年均经济增长达到15.42%。一是以上率下抓落实。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会下到县（区）现场办公。福州一共13个县区，一年要开13个现场办公会，主要就是检查“3820”工程的落实情况、进度情况。二是建立部署—实施—落实到位的完整流程。他在1992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指出：“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在福州期间，他要求专门成立督查处，检查市委决策落实情况。三是通过调研抓落实。凡是他安排过的事情，都要亲自去调查研究，检查落实情况。如治理“餐桌污染”、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他定期跟踪检查，发现问题马上指导解决。他还经常通过随机调研等方式抓落实。四是通过“马上就办”促落实。针对工作中的拖拉延误问题，他在福州期间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深入人心，不仅行政审批简化了，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十分扎实有效。（四）在能力建设上，强调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持续学习一是主动摘掉不合适的高帽子。针对正定县为了保“粮食高产县”的帽子，年年扩大粮食面积而群众收入越来越低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专门向上反映情况，减少了粮食征购额，一年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二是风险处置上敢于担当。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福建省驻港“窗口”公司华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习近平同志亲自出马，亲自拍板定调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重要步骤。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华闽公司重组成功。三是主动帮扶最贫困的地方。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他负责帮扶的永泰县是全省重点贫困县。他强调摆脱贫困要有“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意识。1992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提出要排除5个思想障碍，即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等待观望、与己无关、无所作为。他在经济工作中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仅举4例。其一，创造性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制度。他指导福建南平依托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从机关中选派的村党支部书记等进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探索，并将这一好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省，后被科技部推广到全国。其二，率先推动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项工作于2001年正式开展，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后来被学者评价为“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其三，创造性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为推动生态规划落地，他在20多年前提出，由厦门每年拿出一笔钱给九龙江的源头龙岩市用于治理面源污染。同饮一江水的龙岩、厦门两市皆大欢喜。其四，在宁德时，创新实践了“交接在基层”行政管理方式。他和后任书记的工作交接安排在当地企业和县、乡两级政府及村委会的现场，深入基层、融入群众，非常务实有效。这种方式十分具有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多读书多学习，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不同类型的书，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和实践运用。在正定期间，他为自己规划了四个方面的学习任务：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验，向群众学习智慧。他不仅自己学，还带动广大干部一起学，并结合本地实际对他们进行考试，亲自监考。1989年，他组织宁德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各县县委书记专门举办一期读书班。在福州工作期间，他安排干部到清华大学等高校接受培训，培养基层年轻干部，这些干部很多都成为骨干。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中形成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源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对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学其形，更要知其意，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在继承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
二、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对做好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启示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临新的深刻变化，给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必须更多依靠技术创新、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发展生产力。二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增多。生态环保的天花板、防风险的底线、反腐败的红线等各种行为约束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必须在多重约束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螺蛳壳里做道场”。三是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如何把握和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大多数干部都在积极适应，少数干部在认识和执行层面跟不上，突出问题表现在：一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识理解不全面、不准确、不辩证。新发展格局中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一些地方就误读为要关起门来搞建设。新发展格局提出要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一些地方和单位就认为什么都要自己干，甚至不顾自身条件“跨越式”发展高科技产业。一些地方不顾产业规律和自身条件盲目上项目，导致我国电动汽车、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屡次出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问题。这些乱上马的项目不仅导致资源严重错配，也扰乱了产业发展秩序。一些地方依然把“两高”项目作为“十四五”期间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拟建项目数量多、能耗大，与碳达峰、碳中和方向明显相背。有的地方仍然把房价高低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标准，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沦为房地产项目聚集区。有的地方以高质量发展为名，仍盲目借贷扩大投资，变相大干快上，甚至热衷于违规举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地方缺乏系统观念，对出现的问题用“一关了之”、“一禁了之”等简单粗暴的办法应付，结果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引发一系列更大的问题。一些地方和单位空喊政治口号，贯彻上级工作部署照搬照抄，不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大而化之，没有先例的事不敢干。有的对本地区金融风险不加防范，幻想击鼓传花留给下一任，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面对科技创新、转型升级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和慢变量，缺乏钉钉子精神，稍有挫折或者诱惑，就产生“使命漂移”，半途而废。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尽管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工作的任务和重点也不一样，但他秉持的很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至今仍然管用好用，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南。这是贯彻执行好中央政策的前提和关键，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础。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舍得花时间、下一番苦功夫，学习领会中央决策部署“是什么”、“为什么”。只有自己学明白，才能给下级讲明白，带领广大干部把工作干明白。习近平同志早期工作时之所以能对中央宏观政策把得很准，就在于他自己下了很大功夫学习不同时期中央的大政方针，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锻造更强的“读”中央文件的能力，切实搞清楚中央重大经济决策部署的内容和大背景，这项工作是不能请人代劳的。必须做到融会贯通，结合自身情况延伸并前瞻思考理解和落实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当前最为紧迫和有现实意义的，就是真正把新发展理念内化于心、知行合一，不能再回到粗放式发展、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经济建设的老路上去。在不同阶段，党中央都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制定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都会有明显的导向性，但不能简单认为只有文件中强调的才是应重视的，对文件中没有强调的就轻视甚至忽视，更不能把明明是互补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关系。实践中，如何解读中央政策，反映领导干部的党性、素质和水平。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中两难多难、需要统筹兼顾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中央精神，而不是片面地、消极地理解和贯彻。进入新发展阶段，更加需要大局意识和系统思维，有时需要以局部次优争取整体最优。为此，要坚决避免短视狭隘的经济行为。例如，变相违规举债，有意无意推高本地房价地价，把地方金融机构当成当地的“钱袋子”，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就对生态环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等。如何把中央的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既是摆在地方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一项基本功。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练就一身创造性贯彻落实的硬功夫，使中央政策发挥最大效应。对于中央政策的落实，必须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经济、政治、历史、社会、人文、地理等现实条件制定可操作的方案。不同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短板弱项和工作重点各不相同，关键是要找准本地区最大的优势和潜力，选择真正适合本地的产业赛道，制定短期和中长期赶超规划，久久为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跟风追热点，把眼睛盯在近期不具备条件的事情上。二是解放思想，通过制度创新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在鼓励创新、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已经做了系统部署。当前，各种繁琐的体制机制束缚仍然大量牵扯科研人员精力，不到位的激励机制仍然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如何理顺这些制度，落实好“揭榜挂帅”、“赛马”、“包干制”等科技创新组织机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秉承科学精神，敢于突破、敢冒风险，做好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形成全社会大力创新的生动活泼局面。科技创新具有极大的知识溢出效应，要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获得的利益与其社会贡献相匹配，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在正定期间，对怎么选好干好一个项目，习近平同志曾一连提出了7个问题：原料来源有没有保证？运输供应是不是及时？设备、技术、资金等条件是否具备？全国同类项目有多少厂家，生产状况如何？产品销路是否畅通？盈利多少？生命力长短？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决定是否上马。这种思维方法对当前很有指导意义。各地在决策项目上马或者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时，都应当严肃地问问这些问题，并作为制度固化下来，设立本地产业的负面清单，避免重蹈覆辙、走弯路。层层加码是僵化理解中央政策的突出表现，是不负责任和懒政的体现，必然损害企业、基层、人民群众利益，危害中央政策权威。近年来，中央很多发展政策都十分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就是要给各地留出一定自由度和政策空间。各地都应结合自身实际细化政策落实，实现政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尤其是那些涉及民生的政策，应注意设定合理期限，不能不给过渡期，坚决避免“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的简单粗暴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许多规律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把握，必须善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探索和把握。”当前，要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照抄，要更好摸透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走自己的路。要增强换位思考的能力，不能认为下一个行政命令，各市场主体就必然照做。政策的传导、推行是一个各方面动态博弈的过程，制定政策时就要把市场主体作为独立的、有自身目标和约束条件的对象加以对待。唯有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心理特征、行为特征，合理推演、适时校正，才能实现政策预期效果。要认真搞清楚市场什么时候有效，什么时候失灵，并据此考虑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稳定市场预期。例如，对于平台经济垄断等新的问题，要以解剖麻雀的精神认真研究，既认识到平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发展的有利一面，又认识到其数据垄断、不正当竞争的不利一面，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政策制度，引导平台向善、科技向善。一方面，可以抓住反垄断、征信、金融活动监管等关键环节，将其导入正轨；另一方面，也要及时表明鼓励合规合法创新的积极态度，使市场主体稳定心态，防止市场误读和金融市场震荡。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只有政府具备公信力，这种动态博弈才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企业家精神往往是从经济大系统中自我“涌现”出来的，这种涌现需要一些必备的条件。财产和合同是支撑市场的两根支柱，也是企业家精神涌现的要件。要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强化社会和政府的契约精神，注重程序正义，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地方政府要依法行政，与企业家建立“亲”、“清”政商关系，提高行政效率。在纪检监察、巡视、审计等各项工作中，应注重公平对待民企、国企，不歧视民营企业，及时纠正冤假错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高级化的过程。这其中产业升级具有牵引性、决定性，是一个长期自我迭代的过程。各地应从自身的产业基础条件出发，选择真正适合本地的产业赛道，不能刻舟求剑发展不适合的产业。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提出不搞“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福温铁路、在赛岐建中心城市，就是从当时当地条件出发、科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的典型事例。区域经济学非常强调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形成集聚型的产业链条，汇聚足够的人才、技术、资源。同时，经济系统的升级，不能狭隘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要从复杂生态系统构建的角度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相统一。碳达峰和碳中和是我们下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和牵引，应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培养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复杂环境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讲政治，不应异化为口头上“说政治”，关键是要通过“狠抓落实”践行“讲政治”，把中央政策内化、本地化，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凡是涉及复杂的、跨多个领域的、副职很难处理的，如金融风险化解、房地产发展定位、消除民营企业顾虑等，主要负责同志都要自己上、靠前指挥，并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劲头。面对复杂棘手的问题，除了下达任务，上级领导应为下级配备必要的政策条件、资源保障体系、容错机制，对于关键的堵点难点和重要转折点，要把控方向甚至是全过程。应给干部提供合理的容错空间，关键时刻站出来保护那些干事创业的干部。敢于担当的最好体现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应尽快利用当前稳增长局面较好、企业盈利增加、财政压力可控的窗口期，抓紧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绝不能有“击鼓传花”的想法，更不能想着“甩锅”。相关部门和地方尤其不能有“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想法，必须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研判，对于区域性、行业性风险，要敢抓敢管、果断处置，不能任由其扩散蔓延，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曾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由衷之言。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早期工作中有很多独到见解和现代化、前瞻性思考，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始终坚持学习，努力站在国际国内思想、理论、科技的前沿。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尤其要加强科技、金融、产业知识的学习，不了解不重视这些方面的前沿知识，就无法领导经济工作，甚至难以与企业家、科研人员谈到一起。只有不断提高专业素养，独立思考现实问题，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关键时刻才能敢于创新。 党的百年奋斗史证明，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想干事的动力源于内心深处对党的热爱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干成事的能力发轫于日常工作应对复杂矛盾和利益诉求的砥砺磨练。处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前所未有考验，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时刻秉持坚定信念，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磨练解决复杂问题的硬本领，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行动上才会更加坚定，落实时才不会畏首畏尾，才能够在不断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