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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忙于应对能源供应和高能源价格问题，最近全球各国似乎对低碳转型的热度有所下降。然而，俄乌冲突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促使未来几年全球新能源发展速度会加快，而不是减缓。因为只有加速新能源发展，才有可能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满足“碳中和”的要求。

能源国企需要将“碳中和”作为机遇，将未来几年作为全面低碳转型的重要窗口期，积极、尽早地入局新能源系统，主要包括风电光伏、电动汽车、储能、绿氢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产业，将未来几年高能源价格带来的盈利投入到新能源相关产业。在“碳中和”进程中，能源国企担当保障能源安全和低碳转型双重任务，在低能源价格时，双重目标难以兼顾，未来几年高能源价格则缓解了这一矛盾。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系统，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结构的比例近84%，能源国企则是目前我国化石能源的绝对主力供给者（估计82%以上）。我国若想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需要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各方面的深刻转变，但最重要的是能源国企的低碳转型。也就是说，我国能源系统转型压力主要由能源国企承担。从另一个角度看，能源国企未来还将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应的主力，因此需要在新能源领域做强做大。而且，能源国企转型也有益于上升其在资本市场的估值。

2021年全球五百强企业中，有21家中国传统能源企业上榜，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石化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电建、晋能控股等。能源国企要保持在全球500强企业中，也需要进行低碳转型。否则，由于“碳中和”导致的传统能源需求量大幅度下降，无论届时传统能源价格有多高，都不足以维持其在全球500强所要求的体量。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系统，目前在这些战略新兴能源产业尤其是新能源发电及电动汽车产业中，民营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往民营企业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机会较少，但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受益于国家强有力的财政补贴政策，民营企业纷纷在全国布局新能源，主要是风电、光伏发电等项目，为新能源产业的爆发式、规模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近年来电动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的背后驱动力也主要来源于民营汽车企业。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和盈利为核心目标的民营企业往往比国有企业更灵活，因而在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中占据发展先机并快速抢占市场份额。能源国企在相关产业发展上则主要以大型示范项目为主，在产业系统性布局方面显得较为迟滞。

能源国企全面低碳转型的程度和速度是中国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关键。能源国企拥有雄厚的国有资金和成熟的技术积累，可以成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下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企业低碳转型的过程会伴随着不小的成本和代价，能源国企会遇到大量化石能源资产如何处置，固有的成熟生产模式如何改变，传统业务板块如何重新布局，相关就业人口如何转移及安置等诸多棘手问题。所以，在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能源国企可能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生产整体比重。

在新能源领域，能源国企起步较晚却有后发优势，未来几年的高能源价格则提供了很好的转型窗口。相较于民营企业，国企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成熟的能源技术积累等优势，未来几年的高能源价格可以支持能源国企进行大规模转型投资。能源国企可以发挥自身资本、技术和成本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以行业领导者的姿态促进新能源系统更快速、更深入融入未来低碳能源系统。

同时，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能源国企的深度参与和积极布局将营造良好的新能源产业外部发展环境。能源国企能够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有助于加快推动新能源系统技术的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为去补贴后发展略显乏力的新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增量空间。

政府需要鼓励化石能源国企低碳战略转型，利用未来几年高能源价格的时间窗口，引导企业在资金富余的时候将投资重点聚焦于新能源系统，积极鼓励能源国企低碳转型。一方面，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加强立法保障，督促国企在资金比较富裕的时候，尽快开展全面低碳转型，并将国企的清洁低碳转型列入国资委考核。另一方面，给予能源企业相应政策支持，尽可能采取市场化手段减少能源国企的转型成本。例如，对于能源国企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新能源及电动汽车产业给予适当税收优惠，对于目前成本很高和产业链不全领域，如CCUS及绿氢等变革性低碳能源技术给予适度补贴。